绿色金融 分化与重构——2026绿色发展展望

  

  当前，全球绿色发展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组。距离《巴黎协定》达成整整十年，全球气候行动已从“：当前全球升温轨迹仍远超1.5℃目标，极端天气事件频度与损失不断攀升，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全球绿色发展走向“分化与重构”。主要经济体中，美国联邦气候政策停滞，但民间部门和部分州政府仍维持绿色转型动力，显示市场内生需求。欧盟则进入“务实调整期”，绿色雄心有所降速，受多重因素影响，通过“综合简化方案”，对一系列绿色法规进行延期和简化。预计未来几年内，欧盟将持续在减排目标、经济竞争力、行政成本和技术可行性之间寻求新平衡。

  与欧美“放缓”形成对比，中国及全球南方正成为全世界气候治理的新动力。中国在2025年提交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NDC），首次提出全经济、全温室气体的绝对减排承诺，标志着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承担更大责任。通过南南合作和绿色技术出口，中国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零碳发展路径，全球气候行动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在产业方面，全球绿色产业链正加速重构，呈现出“南方加速、北方调整、中国外溢”的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在光伏、电池和电动车制造领域继续保持压倒性优势，并快速渗透拉美、东南亚等市场。技术赋能与数字转型则正成为普遍共识的关键方向。其中，人工智能（AI）、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将在未来碳排放监测、气候风险预测和韧性提升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支撑左右。

  此外，“适应”已经从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次要选项”跃升为与减排并行的战略支柱。适应资金的落实严重不足是当前的主体问题。未来几年内，需要适应性投资持续增长，预计私营部门在资产金额的投入、技术创新和项目实施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总体而言，全球绿色发展正开启以“落实与重构”为主导的新周期。在此背景下，我国在这场重构中正凭借规模优势、产业体系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乘势跃升，持续拓展战略主动权。2026年，也是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将成为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攻坚期。对重点方向和趋势总结如下：

  能源领域正加速构建以电力为核心的新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大基地建设、特高压输电、智慧调度体系、柔性负荷与储能等关键领域将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并重塑我国能源体系的运营模式。

  工业领域将进入结构优化与绿色智能化深层次地融合的新阶段。在“稳增长”框架下，零碳制造、数绿融合、以旧换新及碳排放数字化管理等举措，将成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循环经济逐步成为产业新支柱，进入系统化推进、规模化扩张与价值链延伸的新阶段，其中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设备回收和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等领域正成为突破重点。零碳园区作为绿色产业升级的实践载体，正在引领工业可持续转型和创新发展。

  建筑与交通领域正加速迈向深度电气化，数字化与智能技术的系统性应用慢慢地加强，推动全链条能效提升。

  2025年恰逢《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全球气候行动已从“制定目标、推进谈判”转向“落实承诺、检验成效”的执行周期。十年间，全球气温预测值已从原先的3-3.5°C会降低；至2025年10月，64个缔约方提交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s）[1]。然而，承诺与现实的差距仍在扩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最新评估显示，即使在全面落实各国NDCs的前提下，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仍明显偏离1.5℃的目标路径，或将面临气候风险和损害的重大升级[2]。

  从部门进展看，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城市基础设施韧性、灾害预警系统表现显著改善，但森林砍伐、化石能源补贴、甲烷排放控制、适应性融资等领域仍严重滞后。

  从区域格局看，在美国国内政治阻碍加剧、欧洲绿色政策进程受挫的背景下，气候行动的重心正从传统发达经济体转向“全球南方”。中国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绿色投资和减排技术上的系统性推进，正成为全世界绿色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另一方面，南北差距呈结构性扩大态势，特别是在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气候数据透明度等方面。既有的国际资金承诺落实不足，承诺与行动之间的缺口持续累积。

  进入执行时代，执行能力、资金流向方向以及政治经济稳定性正成为决定行动成效的关键变量。2025年11月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标志着气候治理从“规则谈判”全面转入“行动落实”，因此也被称为“落实之COP”（Implementation COP）。

  总体来看，2025年的全球绿色发展主旋律并非简单的“加速”，而是“分化与重构”：一方面，多国加紧推进能源转型和气候韧性建设；另一方面，行动、资金和能力的差距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2025年，全球绿色政策体系呈现出“制度化协同”与“地缘化竞争”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多国在气候治理框架、金融机制和数据体系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协同趋向；另一方面，围绕低碳技术、绿色产业链和贸易规则的竞争加速抬升，呈现显著的地缘化特征，成为新一轮绿色发展格局重构的重要变量。

  2025年，美国联邦层面的气候治理几乎陷入停滞。新一届政府逆转了此前《降低通胀法案》（IRA）中的关键条款，使美国清洁能源投资在 2025年上半年同比下滑36%[3]，成为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弱的一极。风电、新能源车、绿色制造等领域均出现项目延期或取消，使美国再次偏离其2030年NDC路径。

  然而，州政府和民间部门的气候行动仍在维持一定韧性。部分州政府（如加州、纽约）继续推进州级脱碳目标，科技公司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采购方面保持活跃。例如，美国企业过去一年新增约48GW的清洁能源采购[4]，显示出市场层面对绿色转型的内生需求。

  2025年，欧盟仍处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先锋”地位，但其绿色政策优先级显而易见地下降，从“高强度制度推进”转向“务实调整与成本平衡”。一方面，欧盟是全球唯一实现温室气体净减少的大型经济体，2024年排放量较前1990年水平已降低33%2，；另一方面，受经济复苏乏力、能源价格高位和政治压力上升的多重影响，欧洲正在重新评估其绿色法规的可行性与成本承受度。

  2025年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综合简化一揽子提案”(Omnibus Simplification Package,简称“Omnibus”)，旨在简化可持续规则、增强本土企业竞争力并吸引投资。目前，欧盟委员已先后发布四份Omnibus提案：Omnibus I和II分别针对可持续报告领域和投资领域的立法提出简化和修订方案；Omnibus IV则着重关注中小型企业的针对性立法修订。

  这些政策调整背后主要有两方面驱动因素：一方面，欧盟当前面临债务压力加剧、产业竞争力下滑、地缘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竞争力”与“安全”已取代“绿色”成为欧盟的核心战略焦点。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出台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绿色法规进入实施期/试行期后，暴露出高成本压力、监管复杂、本土企业竞争力下降等结构性问题，使欧盟不得不放缓进度、重新评估减排路径的可操作性。

  未来几年，欧盟将持续尝试在减排目标、经济竞争力、行政成本和技术可行性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与欧美“放缓”形成鲜明对比，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力中心正加速向中国及全球南方转移。2025年11月，中国正式提交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5]，明确到2035年，实现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比峰值下降7%–10%，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 30% 以上，风电和太阳能总装机达2020年的6 倍、力争达 36 亿千瓦，森林蓄积量达到 240 亿立方米以上。同时，中国将新能源汽车推广、全国碳市场覆盖更多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社会建设等纳入定性目标。

  对国内，新的气候目标不仅是中国首次提出全经济、全温室气体的绝对减排承诺，而且是迈向总量控制、制度工具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计划；对国际，此举标志着中国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承担更大责任，并有能力引领国际合作、填补美国后退的治理空间。

  中国在国际气候合作方面积极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深化南南合作、推动绿色技术对外输出等方式，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构建气候治理的“南方方案”，支持发展中国家立即进入零碳发展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赛道：如，埃塞俄比亚已在2024年全面禁止进口新燃油车；尼泊尔通过大幅度降低电动汽车进口关税，促使道路交互与通行电气化。印度也借鉴了中国的产业政策模式，通过激励措施推动国内大规模安装光伏发电设施，并扩大本土光伏设备生产[6]。简而言之，在中国引领下，全球气候行动的重心正在转移。

  随着气候治理进入“执行时代”，各国开始从目标对齐走向规则对齐，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碳市场机制趋向衔接：《巴黎协定》第6.4条（Article 6.4）在今年取得实质进展，标志着全球碳市场进入新阶段；欧盟、中国、巴西等经济体在COP30正式成立了“碳市场开放联盟”[7]，首次以官方形式推动规则协调、数据互通与跨国市场连接。二是可持续金融标准加速对齐：COP30 上发布的《分类法互操作原则》、“巴库-贝伦路线图”等均推动不同司法辖区在绿色定义、核算方法和披露结构上的协同，以降低跨国投资摩擦，支撑私营资本规模化流动。三是气候风险数据和披露体系趋于一致，ISSB、TCFD、TNFD等框架在全球推广落地，使得全球逐步形成“同一套数据、不一样的层次应用”的气候信息基础设施。

  在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政策重新成为核心议题的背景下，各国围绕绿色产业链的竞争显著加剧。发达经济体纷纷升级其绿色贸易政策，包括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IRA）、欧盟CBAM、《欧盟电池法案》及各类对绿色关键技术的补贴和本地化要求。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在氢能、锂电、光伏等环节加快本土化部署，把“脱碳”与“去风险化”绑定，导致绿色供应链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明显。

  这种分化不仅源于经济和安全考量，也反映了全球绿色治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张力：南方国家强调发展权、能力建设和资金落实，呼吁发达国家扩大支持；而发达国家则倾向通过贸易措施保护本土产业，在隐性上形成新的“绿色门槛”。

  总体来看，全球绿色政策体系正在从“单一多边路径”走向“多中心、多层次治理”格局：多边机制推动协同，地理政治学推动分化，两种力量此消彼长，将深刻影响未来十年全球绿色产业竞争结构与气候治理效率。

  产业方面，绿色产业链的地理政治学竞争正在显著加剧。全球绿色产业投资虽然整体增长迅速，但呈现出“南北分化”和“产能重塑”的格局。预计到2026年，绿色产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地理政治学周期。对全球绿色产业当前发展特点和未来走向总结如下：

  一是产业领域集中。当前全球绿色产业竞争大多分布在在四大领域：新能源、储能、电动交通和可再生材料。其中，新能源领域正围绕光伏、风电和氢能技术加速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储能赛道则在电化学储能、长时储能与关键材料环节出现激烈竞争；电动交通产业链的竞争重心从整车转向电池、充电网络和智能底盘等高的附加价值环节；可再生材料领域正在从生物基塑料、绿色钢铁、低碳水泥等关键品类向全产业链低碳替代加速扩展。整体看来，技术突破、规模化成本下降和供应链重塑正推动这四大领域成为未来绿色产业格局重组的战略焦点。

  二是绿色产业链正呈现“南方加速、北方调整、中国外溢”的发展的新趋势。2025年上半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市场表现分化显著：

  ●美国受新一届政府的气候与贸易政策影响，投资同比暴跌36%。开发商与投资者正在将资本从美国重新配置至欧洲，使得欧盟涨势强劲，与去年相比增长63%[8]。

  ●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投资市场，占全球总量的44%。同时，中国正凭借成本和规模化优势将绿色产业输出至全球南方国家，产业链和国际资本也因此向南方国家迁移。

  ●新型经济体（巴西、印尼、越南、阿联酋等国家）在此背景下成为绿色制造和绿色能源投资的新热点，形成新的增长极。其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投资比2015年几乎翻倍，但依然仅占全球的19%。

  三是国际贸易与投资格局正在重塑。产业链区域化的趋势使跨国企业重新评估产能布局逻辑，从“最低成本”向“综合风险管理”转变，政治、技术和供应链风险成为决定产能布局的核心变量。绿色技术供应链正在成为新的地缘博弈平台，各国都在争夺锚点产业，以核心技术和关键出口产品为切入，强化全球影响力。中国在光伏、电池和电动车制造领域继续保持压倒性优势，并快速渗透拉美、东南亚等市场。

  在各方气候政策分歧仍存的背景下，技术赋能与数字转型成为全世界普遍共识的关键方向。各国均将技术视为扩大减排规模、提升治理效率的核心抓手，其中，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人工智能（AI）以及更广泛的数字技术体系，被视为推动低碳转型与气候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也成为当前全球气候议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共同趋势之一。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指为公共服务与社会提供基础性数字能力和平台的系统，如电子身份、数字支付系统、数据交换平台[9]。DPI被广泛视为连接气候目标、供应链数据、气候投融资及碳排放监测、报告与验证（MRV）体系的关键枢纽，正成为气候行动的新底座。

  AI的应用场景范围持续扩大，在能源调度、风险监测、系统优化等领域明显提升了预测能力、资源配置效率和治理精度。但其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带来的能耗增长、基础设施压力、数据治理等问题正在成为新的风险源，迫使各国重新审视数字技术与能源系统的耦合方式。2026年，各国及国际组织将加快制定绿色算力标准、低碳数据中心规范和AI治理框架。

  数字信息技术则是确保数据透明与问责机制的核心支撑。通过物联网、遥感监测、区块链等，实现碳数据的实时采集、精准分析、可追溯记录和标准化披露。这类技术不仅确保减排数据可信、可核查，也为全球、国家及企业的气候承诺提供透明保障，是气候行动落地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AI与数字化技术也在2025年COP30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进展。大会期间正式成立了“绿色数字行动平台”（Green Digital Action Hub）、“AI气候研究院”（AI Climate Institute）、“数字公共产品（DPG）资源库”等。

  未来，碳排放监测、气候风险预测和韧性提升技术将进一步普及，全球气候治理将正式迈入“数字化驱动的新阶段”。

  在全球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适应（Adaptation）已经从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次要选项”跃升为与减排并行的战略支柱。今年的COP30 将“适应”置于核心议题之一，并推动相关行动在资金、技术、治理和实施层面加速落地，被视为“适应气候变化进程的转折点”[10]。

  截至2025年9月，有144个国家启动了国家适应计划（NAPs）的制定，67个发展中国家正式向UNFCCC提交NAP[11]，且各国的NAP正逐步与“全球适应目标”（GGA）对齐。GGA旨在为全球适应行动建立可测量的共同框架，COP30聚焦制定一个更具体、可量化的GGA指标清单，但各方在是否本届通过上仍存在分歧[12]。

  近年来，适应资金规模显著提升，但缺口依然巨大。UNEP最近发布的《适应差距报告2025》指出，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需求将在每年3100亿至3650亿美元之间，而当前的适应融资规模仍停留在百亿美元量级。COP30上，最不发达国家集团提出，到2030年，发达国家应当将适应资金提升两倍，确保每年1200亿美元的适应资金。

  在COP30上，对气候适应资金的落实取得了一定积极进展：适应基金（Adaptation Fund）收到多国政府新增的数千万美元贡献，将直接用于支持“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的落实[13]。应对损失与损害基金（FRLD）在大会期间正式对外发布首轮2.5亿美元资金征集公告。多边开发银行（MDBs）也宣布将继续加强对适应和韧性领域的气候融资，并强化对适应投资结果的衡量框架，以更好跟踪资金效果[14]。

  此外，私营领域对气候适应的支持明显地增强。比尔·盖茨在COP30前夕撰文提出“以人类福祉为核心”的气候战略理念[15]，并承诺盖茨基金会将在未来四年投入14亿美元，通过创新技术提升非洲和南亚农民的气候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根据气候工作基金会的《2025年全球气候适应与韧性资助报告》，全球气候适应相关慈善资金自2021年起持续增长，2024年达8.7亿美元（图2）。这标志着适应已从边缘议题走向全球行动的核心。

  2026年，持续监测FRLD的拨款、MDBs创新融资工具的落地、适应结果指标的制度化是关键。中国已基本形成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和机制，下一步，预警、风险管理等基础设施将继续强化，适应融资机制将逐步成熟。

  过去十年，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已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从最初的参与者和响应者，慢慢的变成为国际气候议程的重要塑造者和引领者。无论是在能源转型规模、绿色产业链建设、绿色技术创新，还是在南南合作、气候资金支持方面，中国都在以更自信的方式介入全球气候治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路径范式，也为全球气候行动注入关键动力。

  从发展阶段看，“十四五”时期已为我国绿色转型奠定了制度基础，步入“十五五”，我国绿色发展将从制度搭建转向全面落地，呈现更加系统化、产业化、智能化三大特征：一是绿色转型由分散突破走向系统推进，能源、工业、交通、生态治理等各部门加速融合，科技与金融支持链条全面贯通；二是绿色产业从规模驱动迈向高质量竞争，着重关注结构优化和中长期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三是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关键底座，构建多层次、全链条的碳排放统计与核算体系正成为重点发力方向。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将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攻坚阶段。既要确保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按期实现，也要为2060年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2025年10月28日，《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发布，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独立篇章，对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绿色发展进行了系统性部署。对各领域当前进展和2026年发展的新趋势总结如下。

  新型能源系统建设是以电力为核心展开。生产端，电力是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最主要的产出形式，新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的主流。2025年上半年，全国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新增装机2.68亿千瓦，同比增长99.3%，约占新增装机的91.5%，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量已接近全国总发电量的四成[16]。消费端，电能可以与其他能源直接进行大规模转换，通过推动终端用能再电气化能轻松实现“在地化零排放”（不产生直接排放），为接入高比例绿电奠定基础。2024年我国电气化率达到28.8%，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35%左右[17]，并将持续提升。因此，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系统的基座。党中央、国务院格外的重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习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24年，《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出台，系统部署了短期内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关键任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将成为能源领域长期投资的方向。

  电源侧，除有序推进“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水风光综合基地的建设外，预计分布式光伏将持续超越集中式光伏装机，成为未来光伏装机增量的主力，带来高投资需求。相较于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优势大多数表现在：一是消纳约束较小。集中式光伏存在时空错配问题，需要配套建设如特高压输电线路等基础设施。二是环境约束较少。西北光照资源地区，涉及生态红线、林地、草原等环境约束较大。三是调峰资源约束较小。集中式光伏并网对电网调度和调峰能力提出了更加高的要求。2025年上半年，新增分布式光伏装机1.13亿千瓦，超过集中式光伏装机的1亿千瓦。据统计，全国城乡建筑及周边预计可安装光伏装机达28.5亿千瓦[18]。传统火电方面，将聚焦提升深度调峰能力的技术改造，提升负荷快速响应调整的能力。

  电网端，在提升输送能力的同时，构建智慧化调度体系和提升配电网承载能力。电力输送通道方面，随着西部大型集中式新能源基地加快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中新能源占比将逐步的提升，对特高压输电设施、配套电气设备和调节控制技术的需求将明显地增长。智慧化调度体系方面，大量新型电力主体接入使电力系统调控由“源随荷动”向“源网荷储融合互动”转变，柔流输电系统（FACTS）、直流电网等智能化调控技术加速应用。配电网承载能力方面，电动汽车、分布式光伏等高功率负荷集中接入，对配电网承载力提出更高要求，双向、波动的配电特征愈加突出。未来以实现电网全景感知与柔性控制为核心，配电变压器监测终端（TTU）、电源管理单元（PMU）、智能无功补偿装置、柔性开关等新型设备需求将持续增长。

  需求侧，将聚焦柔性资源的开发和调用，缓解尖峰负荷和风光电力消纳问题，其中需求侧响应是主要方式，配套支撑性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需求将增加。典型硬件设备包括：智能计量与感知设备（如智能电表）、用户侧智能控制设备（如智能断路器/智能开关、智能家电控制器/嵌入式通信模块）以及边缘计算与通信网关等设备。典型软件系统包括负荷聚合商平台、虚拟电厂（VPP）平台和用户侧能源管理系统。

  储能和绿色液体燃料[19]作为“弹性负荷”的角色，在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上发挥更及其重要的作用。二者具有“能量时移”和“平滑输出”的功能，能有效解决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时间错配和出力波动。一方面，储能系统通过削峰填谷、提高风光消纳率实现系统稳定；另一方面，绿色液体燃料可实现“能量的储存和转移”，为钢铁、化工、重型交通等难电气化行业提供低碳替代方案，助力深度减排。

  2025年9月以来，十大行业稳增长方案（2025-2026年）陆续出台，明确了行业增长目标，并围绕提升供给能力、扩大有效市场、优化发展生态等方面部署系统举措。方案覆盖了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机械、汽车、电力装备、轻工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这十大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七成左右，产业链长、关联度高，是稳定工业经济的关键支柱。

  从导向看，新一轮稳增长行动强调供需两端同步发力，着重关注结构优化和中长期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着力培育新动能、提升产业韧性。同时，“反内卷”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如电子信息制造业方案提出，要在破除“内卷式”竞争中实现光伏等领域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依法治理光伏等产品低价竞争，并引导地方有序布局光伏、锂电池产业、梳理产能情况。

  总体来看，随着稳增长方案的落地，十大行业将通过需求激活与供给优化协同发力，巩固工业增长基本盘。“反内卷”与创新导向将加速行业出清，推动资源向具备技术优势与合规优势的企业集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龙头，形成稳中提质新格局。

  一是推动绿色制造向零碳制造迈进。当前，工信部已将绿色制造作为工业领域“双碳”工作的核心抓手。截至2025年11月，全国已培育国家绿色工厂6430家、绿色工业园区491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26家。2024年2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40%，并鼓励探索“零碳工厂”建设。未来，国家将进一步巩固绿色制造成果，推动节能降碳向全过程、全链条的零碳制造转型。

  二是推进“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双轮驱动。“两新”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提振内需、推动高水平发展的重大部署。其中工业设施更新方案提出到2027年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高耗能设备基本淘汰。据测算，中国工业设备存量资产约28万亿元，占全国设备总量七成，更新潜力巨大[20]。预计2026年前后，设备更新仍将是推动绿色制造、提升能效的重要抓手。

  三是以“数绿融合”促进工业领域低碳进阶。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正成为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途径。中国信通院研究显示，未来十年数字技术可助力钢铁、石化化工、建材三大重点行业分别减少5%-20%、6%-16%、3%-9%的碳排放。《“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70%的规上公司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建成500个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示范工厂； 2035年，重点行业基本实现智能化。智能工厂正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

  四是强化碳排放数字化管理能力。随全国碳市场扩容，控排企业面临新的格局。碳配额正从合规要素转变为企业资产，碳管理系统建设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依托高质量数据与智能化工具，企业可实现碳排放精准核算与交易管理，增强自主减排与碳金融能力。未来，碳管理数字化咨询与系统建设将成为重点增长领域。

  2025 年，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产业体系向绿色化加速转型，我国循环经济进入系统推进、规模扩张与价值链延伸的新阶段，工业固废利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设备回收和汽车回用件再制造成为重要突破口。

  一是工业固废综合治理持续强化。大宗固废在水、土、气等多介质叠加污染中的影响突出，是生态环境和产业安全的重要风险源。通过推进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不仅能有效缓解堆存压力，也能将其替代为建材、道路材料等资源，实现显著节能减排。根据 2022 年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到 2025 年大宗工业固废利用率需提升至57%，其中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利用率均需达到 73%。但目前钢渣、赤泥等品类利用率仍偏低，未来重点在于推进钢渣分级利用与低碳水泥协同化，以及赤泥在陶粒、胶凝材料、道路材料和选铁等方向的产业化应用。

  二是风电与光伏设备进入“退役潮”，循环利用产业加快形成规模。随着 2000 年代早期建设的风光项目陆续到期，我国将迎来第一轮集中退役期。“十四五”末老旧风电场规模将超过 120 万千瓦，“十五五”期间年退役量预计达 1000万千瓦，2030-2040 年累计退役风机规模或达 2.5 亿千瓦。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等材料回收利用技术与产业链正在加快布局，有望形成百亿级循环利用新产业。

  三是报废汽车回用件需求量开始上涨，再制造产业迎来政策支持。随着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高质量回用件市场快速扩大，将成为报废车回收企业新的增长点。2024 年出台的监管新规允许“五大总成”进入再制造渠道，显著推动再制造产业扩容。

  相较于企业个体，园区在空间集聚、产业链协同和基础设施共享等方面具备优势，是我国产业和科技布局的重要空间载体。自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立一批零碳园区”以来，国家密集部署有关政策。2025年7月印发的《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提出“十五五”时期力争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根据试行指标体系，单位能耗碳排放、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余热/余冷/余压综合利用率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等作为关键评价指标。

  未来几年，零碳园区建设将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将聚焦于培育高的附加价值新兴起的产业发展扩增量；二是将通过深度推进企业间协同节能降碳、实现园区一体化绿电直供、园区间能源梯级优化利用和资源循环；三是并通过数字化协同赋能等主要措施，发挥园区整体集约化、协同化特点。

  2023年我国建筑运行能耗量为11.7亿吨标准煤，用能约占全国总能耗的20%，产生了22亿吨的排放量[21]，是我国最主要的排放领域之一。随着我们国家城镇化率逐渐触顶，增速放缓，以及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近100%，我国建筑领域绿色转型将更聚焦于既有建筑的节能降碳改造，提升存量建筑性能和电气化水平。

  建筑性能提升方面，将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老旧建筑节约能源改造。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绿色转型，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2025年5月，《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发布，明确将供排水、燃气、供热等基础设施改造，以及既有居住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列为重点任务。由此，绿色保温材料、高性能门窗、LED照明和控制管理系统、电梯等节能设备需求将持续增长。在公共建筑改造领域，合同能源管理（EMC）模式凭借“以效益支付投资”的机制优势，有望成为破解资金与技术瓶颈的主要路径，成为节约能源改造市场的主流业态。

  建筑电气化水平提升方面，核心是推动用热单元的电能替代，包括炊事、热水供应和采暖。其中，电热水器代替燃气热水器、热泵技术替代传统采暖锅炉将成为重点。2025年4月《推动热泵行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行动方案》发布，明白准确地提出加块热泵推广与产业升级。同时，推动建筑和光伏一体化发展，可提高城市能源系统韧性、减少输电损耗并缓解电网调峰压力。

  数字化支持建筑用能的“优化”和“柔性”。“优化”方面，通过传感器、智能电表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建筑设备正常运行的动态优化与节能决策。“柔性”方面，挖掘建筑可调负荷潜力，将其从电力系统的“负担”转变为“支柱”。需求侧调节资源不足是当前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主要挑战，随建筑电气化的深入推进，通过智能响应电价或电网信号，实现用电的灵活调节，为电网提供调峰能力并促进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消纳。

  2021年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总量达10.02亿吨，占当年全国总排放的7%，仍是绿色转型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运力与运量需求的持续增长推动能源消耗上升；另一方面，化石能源仍占交通能源使用的9成以上，使碳排放总量呈刚性增长趋势。《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的实施，推动交通领域绿色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交通与能源深层次地融合成为转型的重要方向。

  交通工具电气化进程加快，新能源汽车成为交通减排主力。2024年我国新增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已达66.6%，带动交通用电量持续攀升。尽管电动汽车无序充电对电网构成挑战，但其负荷灵活、可调节，可参与电力系统削峰填谷和需求响应。相关产业如智能充电桩、双向充电机、整车通信与控制管理系统等将迎来发展机遇。

  交能融合推动智能电网和交通基础设施网有效结合。2025年3月，《关于推动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与能源系统的协同建设。“十五五”期间，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光伏储能一体化，客运场站节约能源改造，高速公路充换电网络建设等核心场景将成为交通绿色化转型的重点方向。

  [13]注：适应基金（adaptation fund）由UNFCCC在2001年COP7上设立，作为资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影响的国际基金。

  [16]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并网运作情况，[国家能源局]，2025/07/31[2025/11/06]，

  [18]资料来源：专家解读之三｜优化建筑用能结构推动建筑领域低碳转型，国家发改委[EB/OL]，2024/03/21[2025/11/06]，

  [19]注：绿色液体燃料是以可持续航空燃料（SAF）、可持续柴油、生物燃料乙醇、绿色甲醇、绿氨等为代表的低碳燃料，绿氢是绿色液体燃料制备的基础性原材料之一。

  [20]资料来源：中国能源网，国家发改委就《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答记者问，2024/3/13 [2025/11/10],

  [21]资料来源：《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25》，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R]，2025/04/02[202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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